疫情下一批上海小店关闭，消费者预付卡上的钱咋办

如何为预付卡消费加上“安全阀”？

“3月初我给女儿报了一个美术班，充了1万多元。没上几节课就遇到疫情，到现在培训班还没开门，不知道这预付的钱款能拿回来吗？”

“我之前在健身房充了3000元，这家店没熬过疫情倒了，卡上的钱怎么办？”

自6月以来上海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，各式小店陆续复市，但也有不少店撑不下去关闭或暂停营业，与之产生的预付卡纠纷也多了起来。市人大代表、上海大学期刊社社长秦钠今年年初就提交了一份关于预付卡的建议。她注意到，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运作，老百姓关心的预付卡的问题变得更加迫切。如果遭遇关店走人，消费者能有什么救济途径，如何为预付卡消费加上“安全阀”？

疫情让预付卡纠纷凸显

“我关注预付卡问题已经有三年时间了，这是个老问题。疫情之下，让预付卡纠纷更加凸显。”秦钠代表说。

受疫情影响，不少商业活动按下“暂停键”，有的店直接关闭，尤其是在美容美发、健身、餐饮、汽车维保等领域，不少商家迟迟不开业，预付卡无法使用成为消费投诉热点。

市民刘女生盘点了手里办的几张预付卡。美发店依旧在营业，她的卡可以继续用；之前办的游泳卡那家分店已经关门，老板不给退卡，让她转到其他分店用，“可是这离我家很远啊”。

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健盛观察到，疫情冲击下，预付卡难以兑付有三种现象。一种是资金链断裂，商家无法兑付预付卡，特别是那些靠发预付卡来流维持现金流的小店，原来就是寅吃卯粮，一旦中断将难以为继；第二种情况是，疫情带来成本上升，加之不确定因素增加，导致一些公司主动退出市场，关店或关闭部分分店；第三种情况，一些公司借着疫情开始赖账，恶意卷款而逃。

另外，一些小店即使没有关闭，受疫情影响也与消费者产生了预付卡纠纷。购置了一张健身年卡的顾先生说，原来他一周去五次，疫情影响下健身房虽然恢复营业，但开放时间缩短了，老师也在流失，可选择的课程少了很多，自己现在一周能去两次就很不错了，年卡就打了很大折扣。林小姐也有类似烦恼，她办了瑜伽年卡，3月只上了两次课。6月瑜伽馆恢复营业，只愿意帮她往后延2个月。

出现类似纠纷，消费者可以和商家进行协商。但遇到关门跑路这类现象，消费者就手足无措了。4年前，上海通过了一部地方性法规，即《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》。“虽然这部法建立了必要的事前监管备案制度，以及相应的预付收款金额额度、银行存管资金监管等制度，但是预付卡消费的监管体系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。”秦钠说。

控制风险，关键在这个指标

预付卡问题由来已久，每年因店家关门跑路而引发的预付卡纠纷不胜枚举。在市人大财经委办公室副主任张震看来，预付卡是一种信用消费，以企业的偿还能力为前提，如果不加限制，就可能造成发卡规模超出企业偿还能力，一旦有“风吹草动”就会造成无法兑付的情况，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；而且预付卡在一定程度上，又具有一定的融资属性，不加任何限制地放任这种“融资”，“暴雷”风险就会大大增加。

如何消除经营上的风险？“用小杠杆撬动大资金。”张震认为，可以尝试引入商业保险来对冲风险，消费者买卡的同时可以再买份保险。如果企业关店，可由保险公司来偿还部分损失。但这并非强制保险，推行起来难度比较大，不仅商家没有积极性，保险公司也不愿签这个服务。

有不少人士认为，面对预付卡消费优惠，消费者应保持理性，谨慎选择商家，优选已经备案并且已通过保险覆盖预付金额的商家。在支付预付卡资金时，应避免冲动消费、过度充值，并应尽可能与商家签订合同，保存好交易订单或流水。

“让消费者理性买卡，这违背了人性，且政府部门、专门机构都未必能预判到风险，消费者如何能识破其中危机？”在唐健盛看来，要控制风险，关键在于一个指标，即发行预付卡的资金和实际消费资金比。比如一家店一天卖出5万元的预付卡，而这家店一天的营业收入是5000元，这个比是10：1。一般来说，超过5：1，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就比较大，一旦关店就可能产生兑付问题。

“如何让这个比例降下来，这是破题的关键。”唐健盛认为，通过建立好的商业规则，让整个行业生态良性运作，比如制定相关行业规则，让商家把资金沉淀和消费比提高到2：1左右，企业发卡规模就不会超出其偿还能力，减少了资金链断裂的风险。再比如出台相关规则，让店家发放的卡有效期不超过1年，到期就主动退还。“这样的话，企业就聚焦到让消费者如何用卡，而不是一味卖卡。”

堵住监管漏洞

疫情加剧小店危机，有多少卡追不回来？秦钠认为，若发生商家跑路或者其他纠纷，消费者可以通过投诉、诉讼等合法有效的途径理性维权，但是维权之路往往很难。

“救济的过程比较复杂。”秦钠说，预付卡消费维权多呈现金额小、受众多的特点，消费者可能在关停、跑路的商家预付的余款数额小，但是要将这些款项追回的救济成本可能远高于这些余款，异地索赔、举证取证等，这对消费者来说都是较大的负担和维权成本。

商家倒闭后，在消费者预付款外，该商家还亏欠员工、房东、供应商等各方的欠款，只有在对债务进行统一清算后，才能进行理赔。虽然《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发卡企业可使用担保预收资金的保证保险、银行保函等方式冲抵全部或部分存管资金，“但该条仅是授权性法律规范，商家即使并未以保险金冲抵，也不会受到处罚，不利于保障消费者的维权救济”。秦钠表示。

对此，市商务委在答复时表示，积极支持各区商务主管部门针对风险防范措施进行有益探索，研究银行保函、信托等有关制度在单用途卡领域的可行性，丰富消费者合法权益救济方式。

如何提高事后惩处力度？市商务委表示，正积极推进“一案一处理”工作机制，加强协同监管、做好案件处理、消费纠纷调解、履约保证保险赔付等相关工作，避免因发卡经营者关门歇业引发群体性纠纷，已有效处置“一茶一坐”“贝思客”“宜芝多”等发卡经营者关门跑路消费纠纷。同时，本市法院系统正完善消费维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；本市检察机关积极探索消费领域公益诉讼制度，进一步拓展检察公益诉讼范围，参与预付卡消费领域乱象的协同治理。

“预付卡领域的纠纷实质上恰恰反映了‘市场失灵’，而政府要做‘最后的守夜人’，把监管漏洞补好。”张震认为，监管核心应该从“资金存管”转移至“发卡行为”。即针对发卡行为进行管控。他建议，政府要把高危发卡行为梳理出来，从保护消费者权益出发，堵住发卡漏洞。一是禁止开业前发卡，对于没有取得营业执照，没有正式营业的市场主体，禁止发卡。二是禁止超规模发卡，即预付卡的发行总额不能超过其经营能力。第三就是，禁止超低价发卡。

在秦钠看来，根据《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》，通过建立全市统一的单用途预付卡协同监管平台，来确保对商家的动态智能监管，并实行预收金额风险警示制度。她建议，在信用体系建设中搭起一张防护之网，对于恶意卷款跑路的商家，进一步完善立法，提高行政处罚力度，将统一监管平台和征信系统的信息相互对接，对失信商家及时发布黑名单和风险预警，以震慑市场。